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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庸关外，沈溪所率兵马正在缓慢进兵。
    沈溪一点儿都不着急，因为他压根儿就没想过驻兵宣府城，在冷静判断清楚形势后，他要做的仅仅是让鞑靼人将注意力放到自己这路援军上，分散鞑靼围攻宣府城以及周边关隘、城塞的兵力。
    而沈溪的计划，是在行进到半途撤兵回居庸关，利用谢迁和刘大夏为他争取来的兵马，以内外长城间的缓冲地带，跟鞑靼人缠斗。
    在沈溪看来，当年土木堡之变不可谓不惨烈，大明天子御驾亲征的兵马几乎全军覆没，甚至连皇帝都做了阶下囚，不得不临时更换皇帝，到最后大明依然赢得了京城保卫战的胜利。
    或许是有于谦等名臣的功劳，但是也不得不提到大明的根基，正是因为大明上百年的雄厚底蕴，再加上草原人不善于攻城，所以大明最终赢得了战争。
    眼下的情况，虽然西北遭遇惨败，但形势绝不会比土木堡之变后的大明更严峻，沈溪觉得鞑靼人没道理会成功。
    所以沈溪这次出兵，非常自信，他带上八十门火炮并不是为了能对鞑靼人造成重创，或者说在战场上力挽狂澜，因为他压根儿就没打算当出头鸟，只是为了壮壮声势，同时应对一些突发状况。
    随着年龄的增加，沈溪变得越发老谋深算，出兵时就已经做好撤兵的准备。
    但沈溪也知道战场上随时都可能发生变化，还是做好了苦战的准备，所以在行军途中，他把一百多名从居庸关抽调的炮手集中起来进行训练，以便做到拉上战场就能熟练开炮。同时，沈溪还从近六千官兵中，选出有火铳击发经验的五百人，让他们熟练掌握佛郎机火铳的使用技巧。
    最后，沈溪还从两千多民夫中，抽调出两百有过工匠经验的，按照他的指导生产佛郎机火铳的子弹，虽然产量低得惊人，但总好过临时无枪无炮可用好。
    行军途中自然没办法生产，所以每天扎营都很早，这也是行军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
    但在沈溪想来，苦战的情况应该不会出现，大不了在没有进入宣府前就撤兵，别管鞑靼人来不来，先撤走总之没错。
    沈溪可以说是把方方面面的情况都想到了，但这次他还是大错特错，因为很多事并不会按照他的设想来进行。战场上，任何计划都可能赶不上变化快，否则也不会有“纸上谈兵”的说法存在了。
    沈溪是个心思缜密之人，他怕自己传递的情报无法及时发送到京城或者是刘大夏手中，早在从居庸关出发前两天就已通过急递铺发出急报，而且一次就发出几份，表明此事的严重性。
    沈溪甚至以私人的名义，给谢迁去信，让谢迁意识到这件事的重要。
    至于刘大夏那边，沈溪作为延绥巡抚没资格差遣三边总督协同他做事，他只是说出自己的判断，如果鞑靼中军主力在西北长时间隐没的话，一定要派兵回防大同，协同宣大总督防守宣府，防备宣府成为鞑靼兵马南下的突破口。
    沈溪发出警告后，满心以为自己等着援兵就行，先优哉游哉去宣府城周边走一圈便撤兵，等鞑靼人展开追击，将战线拉扯到居庸关，战事就会从鞑靼人的偷袭转而变成僵持……
    可惜，如今随着京城中弘治皇帝朱祐樘再次病重，朝臣以及将官的一致态度就是——这场战争还是别打了，就此为止，最好鞑靼人能自己撤退，如果鞑靼人不撤，等着他撤即可，只要鞑靼人不主动挑衅。
    因为宣府镇并不在三边总督管辖范围内，而如今领“提督宣府、大同、偏头、宁武、雁门，镇巡等官悉听节制”，也就是俗称的宣大总督的史琳，年老昏聩而且性格中庸，跟刘大夏间并不互相统属。
    刘大夏撤兵到太原镇管辖的宁武关，实际上已经跟史琳的职务发生冲突，刘大夏不想自找麻烦，跟史琳对着干。
    当沈溪缓慢进兵时，京城的谢迁率先收到沈溪的私信。
    沈溪以延绥巡抚这样外臣的身份，给京城的内阁大学士写信，本身不合法度，但沈溪也是迫于无奈才跟谢迁说明情况。
    信是直接送到谢迁府上，这几天谢迁比较忙，但却没有发现沈溪之前上奏关于西北鞑靼人动向的奏本，至于奏本是被刘健或者李东阳票拟后送去了司礼监，还是在哪层被压了下来，谢迁根本不知晓，他也是在看到沈溪的信件后才知道有这么回事。
    “这小子，尽给我找麻烦，西北太平无事，非要说鞑靼人要攻打宣府，捕风捉影也不至于到如此地步！此事关系重大，若鞑靼人真有意攻打宣府，为何不是宣府镇的奏报，而是他的进言？难道这小子又是在别的什么情报中，找到蛛丝马迹？”
    谢迁看过信之后，心中带着诸多不解，不是他不信任沈溪的判断，而是最近他实在不想自找麻烦。
    弘治皇帝再次病重，多日没有上朝，这会儿鞑靼人非常配合，西北没有战报传来，谢迁听司礼监掌印太监萧敬说，平日他只需早晚跟朱祐樘汇报一下西北是否有事便可，朱祐樘不会关心，更不会碰下面的奏本，以至于所有朱批都是司礼监独立完成，就算朱祐樘不在，大明朝廷也没乱，这是让谢迁倍感欣慰的地方。
    “此事到底是否要奏报给陛下？”谢迁犹豫不决，他在想一个问题，如果西北真的跟沈溪预想的那样，宣府镇出事，鞑靼人很可能会威胁到居庸关，进而威胁京师。知情不报，他一辈子都不会原谅自己。
    但谢迁转念一想：“沈溪小儿完全是无中生有的主观臆断，我若上报，最后证明无此事，那就是自找麻烦继而被陛下厌憎，在朝中失去威信。就算不报，鞑靼人真的拿宣府作为主攻方向，在战事发生后宣府镇必然会上报朝廷，我不说此事，别人也不会知道沈溪小儿曾预言过此事。”
    “况且，既然沈溪小儿也说了只是他的揣测，这种事就不能作准，奏本又没有经过我的手，司礼监和陛下那边是否采纳，跟我没关系，我只需要安守本分，岂不是很好？为何要自讨苦吃？”
    谢迁在吃过几次亏后，越发地精明和保守，就算知道沈溪说的很可能变成事实，他也不准备去触霉头，对于京畿周边的防备他还是极为自信的。
    在谢迁看来，只要京师如今还在戒严中，所有关隘都严防死守，鞑靼人根本就混不进来，如此京师就不会受到威胁。
    宣府镇失守并不是灾难，当初土木堡之变后几百里长城尽数被摧毁，最后大明还不是照样安然无恙？
    谢迁虽然做出不管不问的决定，但为了谨慎起见，他还是试着去内阁找寻沈溪的奏本。
    他要具体看一下沈溪在奏本中提到什么，以便最后决定是否将沈溪的谶言上报皇帝，可惜他在内阁根本就没找到沈溪的任何奏本，甚至问过通政使司那边，也没发现有什么奏本过来。
    谢迁这下心中更加不解了：“难道是这小子情急之下办错了事，结果奏本没发出来，反倒是将我的私信送出？那若这封信落在别人手中，指不定怎么编排我跟这小子的关系，到那时我在皇帝和众臣僚面前更加洗不清了。”
    谢迁这头还在疑惑沈溪是否真的写过一份警示朝廷的奏本时，刚刚撤兵到宁武关的刘大夏，终于知道原来皇帝派出接替朱晖延绥巡抚官职的人，不是别人，正是他之前一直跟皇帝讨要的沈溪。
    提到沈溪，刘大夏心里多少有些不快，毕竟为了沈溪的去留问题，他跟多年的老友谢迁闹翻，最后沈溪留在京城被投闲置散，而临时充数的朱晖却犯下大错，导致榆林卫城失守。但在危难之时，皇帝终归派沈溪前来，亲率“五万兵马”往援，但在刘大夏看来根本就无济于事。
    虽然号称五万兵马，但刘大夏知道能有个一万人马都是朝廷格外开恩，西北兵荒马乱，虽然如今宁武关与大同、宣府的联络恢复，但他压根儿就没听说沈溪的兵马到了何处。
    甚至于沈溪发给刘大夏的信函，不知道在半路哪里被人给截留，亦或者是佚失，刘大夏根本就没机会看到沈溪对战事发展的判断。
    “沈溪到西北，多少算是好事吧，至少说明朝廷并非放弃三边将士。”
    刘大夏心中多少有些哀怨，“如今鞑靼人动向不明，三军最重要的便是找寻到鞑靼人的主力，利用防守上的便利，一举将鞑靼人的中军歼灭，如此才能奠定西北战局！”
    刘大夏驻兵宁武关后，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从各处战报中找寻鞑靼人的动向。
    皇天不负有心人，刘大夏还真找到了。
    从宁夏卫传来的消息，鞑靼人出现在了宁夏右卫一线，兵马数量大约有五万骑之众，宁夏周边卫所和城塞全面告急，地方请求援兵的公函到了刘大夏手上。
    刘大夏看过后，确定这次宁夏镇没有欺瞒，因为之前他派出哨探，南下静乐和岚县查探，并没有发现鞑靼人的踪影，目前哨探已经在向永宁州和吴堡进发，回报的消息也是平安无事。
    如此一来，只有一个情况，那就是鞑靼人在攻陷岚县县城，让大明方面误以为鞑靼主力会趁机北上进犯宁武关，然后兵进大同、宣府，再伺机进犯紫荆关和居庸关，但其实却是虚晃一枪，掉头西进，进犯宁夏镇、固原镇和甘肃镇，然后入侵关中平原。
    刘大夏的第一反应是，收复榆林卫有望。
    在刘大夏看来，从自己手上失去的城塞，一定要自己亲自带兵夺回来，只有这样才能保住晚节，不至于被永远铭刻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所以当他得知鞑靼人“中军主力”出现在宁夏镇左近时，当即打定主意，一定要完成当初皇帝交托给他的任务，守住城塞，伺机对鞑靼人展开进攻，哪怕折损再多的人马，只要王旗还在，城池在手，那这场战事大明就没有输。
    刘大夏马上召集三军，甚至去信给宣大总督史琳，让史琳在保证宣府镇和大同镇防守的情况下，调拨部分人马，协同他一起西进，与鞑靼主力作战！(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