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蕾蕾昨天只担心自己脱不了嫌疑，要我帮帮她，我于是将她有可能作案的时间给“改”了，而我的“改动”是做笔录时就想到了这一点并为她预留出来的空间，翁竖民即使拍了我的笔记存底，他也无法认定我有共罪之嫌。
    现在，李蕾蕾也许给关起来了。这是我的直觉，因为她不外出的话，通常都在科里的。
    我从技术科回到我办公室时，陈更烈和李宝棠两人回来了，他们也象翁竖民一样，都有些灰头土脸。陈更烈先进了我办公室问我：“站长怎么样了？”
    “站长把张英杰和关辉叫去了，高柳可能也在，至于他怎么样，我哪里知道？”我说。
    “站长回程时没说什么吗？”陈更烈这么问我时，去了洗手间洗手的李宝棠也进来了。
    “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我想笑，可我不好在陈更烈面前笑。
    “那张英杰呢？”陈更烈问得很细。
    “一样，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我终于忍不住笑了。
    “一言不发？照我看，张英杰这个阴人，一定幸灾乐祸了。”陈更烈在我办公桌前坐下问：“你家伙，你一早去第七军军部那么早，你从哪里出发的？你想干什么？”
    “我想干什么？我用得着干什么吗？还不是让你给害的，我车子现在还停在我家博物馆那边呢，一会你要送我丢取车。”我也想坐公车去，可就怕有人起了疑心。
    “我不是问你这个，我是说你昨晚回家后，你除了上街吃宵夜，你还有没有干别的事？”
    “接电话呀！我家博物馆昨晚进了贼了，她们打了我两次电话，完后我上街吃宵夜，回家后接了你电话，我不放心博物馆那边，才开车子去红坎，二点才睡着。”陈更烈也许是替翁竖民问我话呢，翁竖民果然怀疑我向劳承武通报昨晚的会议内容，好在我昨晚做了应急。
    “原来你昨晚就去了红坎？那你家博物馆没丢什么吧？”陈更烈问。
    “没丢什么，我都检查过了，那贼也许还没来得及动手，就被门卫给吓跑了。”我说。
    “诶！军情报告会这事还真如你所说了，站长的确欠缺准备，也急了点，最重要的是我们打死了杨英豪，要是杨英豪现在也象他老婆那样躺在医院里，今天的形势就不是这样了呀？”陈更烈停了一下，惊叫了一声说：“当时，张英杰是不是冲上去补了杨英豪一枪？”
    “是呀！是补了一枪。”李宝棠凑近我和陈更烈，接着说，“可是，当时杨英豪已经死了，他中了好几枪，全是要害部位，张英杰补的那一枪并不说明什么，他也是一时泄愤。要是钱医生也死了，我们站长那才叫惨呢。”
    “你是说，我们不能再大开杀戒了？要让钱医生一直活着？”陈更烈问。
    “那当然了，不然，我们怎么诱捕那些共党？”李宝棠认真地说。
    我们仨人正说得起劲，高柳匆匆进我办公室来了，他将陈更烈叫去了翁竖民的办公室。我和李宝棠继续开着门聊天，等着翁竖民有可能的招唤。
    “呃，昨天的‘二胡逃逸案’究竟是怎么回事？我听说是你作的笔录？”李宝棠到了这会才问我，“你有怀疑对象吗？”
    “有。”我凑近李宝棠说，“你家蕾蕾她，李科长也是怀疑对象之一。”
    “这怎么可能呢？我听说蕾蕾她开了三枪，她可是我们站里的老人，资格比我老呢，你可别乱说。”李宝棠无不担心地说。
    “作案跟资格有关系吗？作案要看作案嫌疑人是否有需要，或者说必要，就是动机。”我想从李宝棠嘴里掏出李蕾蕾与“二胡”有可能的关系。
    “蕾蕾她需要什么？我是党国军人，她跟‘二胡’又不认识，她不可能趟这潭浑水的。”
    “我不就说说吗？你紧张什么？李科长她昨天下午三点替我丢楼下的饭堂洗饭盒了，要说有嫌疑，也就这么一点，至于其他，也只有她本人才清楚了。”李蕾蕾既然不认识“二胡”，她干吗要帮他们俩逃逸哟？除非她是配合别人对某人作套了。
    李蕾蕾这是想配合翁竖民试探我进保密局的目的吗？如果是，我可不能再对李蕾蕾作过深接触了，可是不对呀！昨晚李蕾蕾两次亲了我，这可是一个女人对某个喜欢的男人最真切的表现。我对李宝棠说：“她会不会受人指使了？”
    “受人指使？这种事，那就更扯蛋了，你就是给她十个胆，她也不会受人指使。”李宝棠说完，出去了，他一定是找李蕾蕾问话去了。
    李宝棠前脚一走，陈更烈又进来了，他问：“继祖，站长让我丢一下红坎，你要不要坐我车子去取回你车子，你自己决定。”陈更烈这是去红坎找第七军军情处处长莫杰中。
    翁竖民在第七军军部的军情报告会上碰了一鼻子灰，他让陈更烈去找莫杰中，他这是为了二次诱捕胡闹，找回自己的尊严呢？还是想重金买下胡闹，逮住保密局的内鬼？我一时无法判断。我说，“有你的顺风车，我当然要去了，不然，我下午没车开的。”
    “那你抓紧呀！都十一点了，磨蹭什么？”陈更烈一边说，一边下楼去了。
    “好，我就下来。”我将我刚才拍过照的笔记本放进随身包，追着陈更烈出来了。
    在车上，陈更烈对我说：“就刚才出来时，站长跟我说了，他事情多，要你抓紧时间定那个日特案的方向，这一回必须更精准，别让人再说我们工作不够专心了。”
    “我知道了。”其实，我已经有了破案的思路了，但翁竖民不找我专门说这个事，我懒得主动去说，我说：“站长呢，他想几天里就做出一些成绩，他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他也不必跟张英杰较真呀！说真话，张英杰不过一个小卒而己，他跟站长根本就不在一个档次。”
    我想通过陈更烈擦一擦翁竖民的皮鞋，虽然回高雷广海湾后的这些天，我只去过一次劳承武家，而且翁竖民当时也在场，可是我家与劳承武一家的关系是众所周知的，翁竖民怀疑我向劳承武通报保密局的内情，是用不着猜的正常反应。
    这一路上，陈更烈的话不象昨晚送我丢找车时那么多了。
    在军情报告会上，除了翁竖民向第七军将官通报两件事涉第七军中下层军官的“案件”外，我们站的其他人几乎说不上话。即使是第七军的其他将官，除了145师袁福清因为“二胡”而插了一句话外，几乎没有谁再有说话的机会。整个军情报告会，只有翁竖民这个小舅子和劳承武这个姐夫在针峰相对。一个代表保密局，就事论事，意图借此派人进入第七军行使保密局的监管权。一个代表第七军，有礼有节，对保密局的企图拒之于千里之外。
    这个军情报告会，其实只是一个双方从正常监督走向相互较劲的序幕，好戏还在后头呢。
    陈更烈的车子开得很快，他没有告诉我他今天中午去红坎找莫杰中所为何事。
    过了一会，我问陈更烈说：“刚才，张英杰一直在站长办公室吗？”
    “我进去时，他和关辉都走了，只有高柳在。这个高柳，看似帮了站长不少忙，可是他一回站里，站长就象打了鸡血似的。从抓捕杨英豪，到昨晚跟那伙军人火拼，站长的节奏全乱了，要是让我抓杨英豪，我绝对不会让他躺着出来，一个这么重要的嫌疑对象，居然没有口供，难怪劳军长有理由了。另外，跟那伙军人火拼，的确跟劳军长所说的一样，张英杰他们上去就‘突突’，摆不得一口吃了人家。太出乎我的意料了。”
    “我听出来了，这事要是换成你，你绝对全都抓活的，也只有活的，才会对第七军产生威慑力，让第七军哑口无言。”陈更烈的这个想法是对路的，只是这个事不是单方面的，很难实现。他大概忘了，这些军人是有枪的，他们上过战场，不易对付。
    “这还用说吗？两起事件，我们只需逮着三、四个关键人物就够了。”陈更烈说。
    “三、四个？谁哟？”我问。
    “杨英豪是必须抓活的，另外，昨晚的白埔饭店围捕，至少要抓住吴桥和那个林团副，那怕抓住胡理也行，有了这仨人，劳军长手里就是有再多的牌，那也是臭牌了。”在陈更烈看来，翁竖民尽管破了两个“案”，但是并没有达到他的预定目标。
    “但是站长他如果不当机立断，他们也许全跑了呀？这种时机稍纵即逝，比如白埔饭店事件，当时有那么多军人在场，站长不让张英杰他们上去突突几下，能拿下他们吗？可惜他们还是跑了五个，包括胡闹在内。”我“引导”着陈更烈的话头，看他怎么说。
    “哼，跑得了和尚，跑得了庙吗？那五个，即使只抓回一个，站长也可以挽回一点面子。怕就怕有人要对他们一一灭口。”陈更烈此时受命找莫杰中，对第七军军情处提出忠告，以堵第七军对自己人杀人灭口，但他没有对我说这事。
    “灭口？谁哟！是第七军的人吗？”我在想，第七军也有这种可能，可问题是，第七军有特调处和军情处，他们肯定不会做这种傻事的。
    “这个并不排除，包括共产党，他们肯定掺和了这事。为了自身安全，或者说为了第七军能全身而退，他们出面，更能消除我们保密局对第七军的怀疑。难道不是这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