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内光政不是不同意与中国开战,反而他很支持日本侵略中国,与这个时代所有的日本人一样,米内光政也坚定地认为,对外扩张是日本唯一的出路。但是他却不支持与中国进行全民族的战争,米内光政认为对付中国这样庞大的弱国,逐步蚕食才是最正确的战术,进行全民族长时间的消耗作战是最愚蠢的做法。
    正因为如此,所以当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件爆发后,时任海军大臣的米内却主张不扩大事态,并且在特别国会回答议员质问时自作主张地说:“陆军作战范围不会超过永定河和保定一线”,把坐在边上的陆军大臣杉山元气得满脸发白。
    然而作为日本曾经的内阁总理大臣,米内光政毕竟同一般的日本军官不同,他的目光看的更远。他深知日本现在面临的困境,表面上风光的大日本帝国和大日本海军其实并没有表面上那么强大,首先日本并不是很发达的经济就严重限制了这场战争的规模,如果勉强将战争规模扩大到经济所能适应的最大限度,日本也许还能支撑一段时间。但是现在的问题是,这场战争的规模早已经远远超出了日本国民经济所能承受的极限,再打下去的话非但得不到丝毫利益,反而还会因此而拖垮日本的经济。
    也难怪米内光政会如此坚决地要结束这场战争,此时日本经济恶化的速度和程度已经超出了很多人的估计,由于战争久拖未决。战争规模反而不断地扩大,所以导致日本的财政濒于崩溃。占预算支出70%~80%的直接军费直线上升,使国家支出与年俱增。
    1936年到1940年4年度间,日本预算支出累计达488亿日元,较前5年的累计额107.55亿日元增长近4倍,这引起税收大幅度增长,税收总额由1936/1937年度的20亿日元,上升到1939/1940年度的58亿日元;按户数平均计,每户税收负担更增加了2倍以上。
    如此高额的赋税最直接的负面影响就是,1937年后日本国内劳动群众生活水平下降。全国商品周转额又急剧减少。继续扩大税收额已面临不可克服的困难。为了弥补日益增长的财政赤字,政府不得不在更大程度上求助于公债和纸币的发行。
    1931年日本的国债为60亿日元,先是增加到1937年的105亿日元,继又增加到1940年的286亿日元。1939年初。公债发行额更是已接近当时闲置中的全国活动资金的总额;其后的公债的强制推销。实际上已是在搜刮和集中民用企业的活动资金。这当然就引起再生产过程的破坏,而再生产的扩大却正是进一步增加公债发行额的基础。与此相适应,公债的强制推销也遇到了越来越大的困难。
    七七事变后入不敷出的情况更趋严重。借助印钞机弥补赤字便成了常规。在此期间,日本的货币发行额也大幅度增加了,通货发行额由1937年底的23.10亿日元,陡增至1940年的59亿日元,远远超过流通过程中商品的价值总额,导致日益加剧的通货膨胀。通货膨胀影响及于当时资本与商品的正常流转,曾遭到以民政党为代表的工商业者的反对,成为统治集团内讧一度尖锐化的原因之一。纸币的急剧贬值,是对广大人民的**裸的掠夺,并引起包括军需品在内的商品价格的暴涨,从而又不断地扩大了政府的财政赤字。
    在米内光政看来,日本现在已经陷入了全面的恶性循环之中,为了这场并不应该打这么长时间的战争,日本政府多年积累的黄金外汇储备全部见底,支出军费高达至少400多亿日元,可以建造整整400艘大和级军舰。日本在这场战争中已经将可以预见的可观的收益全部变成了消耗的枪支弹药,再这样下去日本必将被这场战争拖垮。
    米内光政的话引起了一大部分参加御前会议军政官员的共鸣,尽管陆军方面依然不同意停战,但是绝大多数的政客们却意识到了危机,日本确实不应该再在这场战争中投入更多的人力财力和物力了。
    相比于军人,政客们更明白战争的内在含义,战争是政治的延续,战争不是为了打着好玩儿,而是为了利益。秉着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如果你在这场战争中投入的太多,那么你得到的利益也就越少,所以很多政客开始出言支持米内。
    其实这个道理他们一直都明白,只不过之前他们总认为大日本帝国是战无不胜的,今天每多投入一日元,那么以后将会得到无数日元的回报。然而无情的现实将他们的奢望全部击碎了,中国第八战区的强势崛起以及中国政府的强势回击,令日本在军事上的优势越来越小,现在中国人甚至可以在正面战场正面回击日军的挑衅,并且还能战而胜之。
    华北方面军的惨败让日本原本狂热的野心和不理智的头脑稍稍清醒了一下,让他们知道日本还是那个像条虫子一样的小岛国,还不能一下子就把中国吞掉。
    况且除了财政危机之外,日本想要继续打下去还必须要应对日益严重的能源和资源危机,同样还要应对日益严重的粮食危机。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前的日本对外依赖度为:铁矿石52.3%,铁矾土100%,橡胶100%,石油80%,盐63%,棉花及羊毛99.9%,废钢铁67%,铜.铝.铅锌等均为一半及一半以上。日本扩充军备,所以大力发展重工业,虽然使军事重工生产得到很大发展,如钢材产量1929年为203万吨,至1936年为410万吨。煤产量1931年为2800万吨,1936年为4100万吨。
    重工业发展必然离不开石油,毕竟没有石油这种工业血液。想要发展重工业那无异于痴人说梦。因此这段时间日本石油进口也为之大增,即从1931年的228万千升增长至1936年的451万千升,导致国际收支逆差大增,1936年1-6月,出超2.7亿日元,而1937年的同期,则入超6.2亿日元,3-7月的黄金输出额为3亿日元。
    1936年全年,日本入超1.29亿日元,扣除对伪满的出超2.46亿日元,实际入超达3.76亿日元,1937年的入超达6.38亿日元,扣除对伪满及侵华日军占领地区的出超3.21亿日元,实际入超9.59亿日元,而到了1939年,在大幅度的削减了民用物资进口之后,日本的进口为29.18亿日元,出口为35.76亿日元,但扣除对无法获取黄金外汇的“日元圈(伪满及侵华日军占领地区)”进出口,进口为22.35亿日元,出口为18.29亿日元,日本经济力的不足,在1939-1940年度即开始表面化。
    首先出现的是粮食供应不足,1939年的日本本土之大米需求量为8千万石,比1936年上升了近1千万石,而在侵华战争爆发前,日本本土每年仅需从台湾、朝鲜输入1300-1400万石大米,而此时,由于战争的因素,日本本土的粮产量自1939年起即一直在下降,自台湾,朝鲜输入大米由于战争及当地的军需等因素,输入额逐年下降,1938年为225万吨,1939年为145万吨,1940年则为48万吨。
    为了应对日益严重的粮食危机,日本为此想尽了办法,下令农民要将生产的大米及麦子等粮产品,除自己食用及种子外,都要以官价卖给政府,实行粮食配给,禁止一般的饭店,餐馆出售米饭,大力宣传食用代用食品,规定早饭不能超过1日元,中饭2.5日元,晚饭5日元,即便如此,仍有900万石的缺口,为此,日本不得不拿出2亿日元的外汇向法属印度支那,泰国进口了800万石大米。
    紧随粮食危机而来的是电力与煤炭危机,由于煤炭不足,发电量只能满足80%的需求,到1940年,日本所控制的资源只能满足煤炭需求量的88.3%,石油的18.4%,铁矿石的42.4%,铜的43%,铝的15%,铅锌的18.4%。
    而要得到这些资源,一种办法是通过贸易进口,在侵华战争爆发时,日本银行的黄金储备额包括纸币发行的准备金在内不过13.5亿日元,而在日俄战争时,日本国硬通货储备为1400万日元,又借得外债8亿日元,合1937年日元价为28亿日元,在侵华战争的巨大消耗下,日本在1936-1941年的国际收支逆差达50亿日元,黄金外汇已所剩无几,以至日本不得不开始动用战略储备物资,而日本采取的扩大出口,压缩进口,掠夺占领地,对外借款等各种办法均已无效。
    更重要的是日本的外贸环境这几年不知不觉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于陈锋的强势干预,在大量地利益面前一直支持日本的美国悄然转变了政策,对日贸易逐渐规范化严格化,几乎所有涉及到战争的战略资源全部列入了禁运品,甚至于半年前连粮食也成了禁止出口的战略物资,令日本极为恼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