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逼蒋抗日”这是一个力气活,同时也是一个力气活,这可比“反蒋抗日”难度更大!“反蒋抗日”大家狠狠干一仗就可以了,打赢了自然就达成心愿了。逼蒋抗日可就不一样,既要用力,但是更多的还是靠脑瓜子。
    虽然现在国民政府对于日本抛出的橄榄枝表现的并不是很积极,但是最终双方会不会达成实质性的协议这完全要取决于日本给出的筹码是什么。如果日本愿意放弃一部分利益的话,国民政府很可能会单独与日方媾和。
    要说是放在一年前,日本方面绝对不会做出太多的让步的,但是现在可就说不好了,毕竟现在日本的情况比较糟糕,这就迫使日本政府必须放弃一些利益,也就说现在日本政府与国民政府之间是有合作可能的。
    不过陈锋也清楚,老蒋现在对于日本人并不是很相信,毕竟汪伪政权就是老蒋心里的一根刺,这根刺要是不拔掉蒋光头可谓是寝食难安,哪还有心思和日本人和谈。
    而且历史上对于这次和谈有着详细的记载,多种资料表明,和谈工作只是日方的一厢情愿,蒋应对“和谈”,不过权宜之计,并非诚心。当时日方部分人员即已认识到“桐工作是日本政府寄予最大希望的和平工作。重庆方面则是在蓝衣社首领戴笠的领导下进行的谋略工作。”
    如果说前两次和谈国民政府付出了十分真心的话,那么这一次和谈老蒋至多付出三分真心。对于日本政府旨在诱降的“和平谈判”。重庆方面虽然出于多方面考虑。回应了日方的这一政策,与之进行了会谈。然而会谈进行了将近一年,没有任何结果而告终结。
    对于怎样阻止老蒋与日本人和谈,说实话陈锋还没有想到有效的办法,他打仗倒是不含糊,但是说起玩政治,自己还真是一个小白,这种事情还是找几个帮手为好。
    对于国民政府与日军和谈这件事,最担心的恐怕就是延安方面了,其次桂系的那几个大佬似乎也不赞同。自己那个便宜老丈人阎锡山是个墙头草。那边风大那边倒,不靠谱!不过在这件事情上有良心应该不会支持自己,毕竟阎老西最关心的还是他的老巢山西,那是他的根本。
    现在对他威胁最大的就是日本人。因此阎老西巴不得国民政府早点和日本鬼子和谈。到时候等日本人一撤。这山西还不是他阎某人的天下,所以阎老西是不会支持他逼蒋抗日的。
    另外中国现在还存在的几支地方军阀势力里面,内给自己支持的恐怕也没有多少人了。东北军绝大多数将士都希望和日本人决战到底,打回老家去。但是自从西安事变之后,东北军的老大张小六就被老蒋软禁了起来,老蒋通过分化打击拉拢等各种手段,基本上令三十余万东北军成了一盘散沙,现在自保都勉强,哪还有精力支持自己。
    西北军的情况也一样,杨虎城被逼走国外,西北军现在由孙蔚如指挥,但是整个西北军现在只剩下区区几万杂牌兵,而且还置于老蒋嫡系胡宗南的战略集团枪口之下,就算是借孙蔚如一个胆子也不敢瞎折腾,弄不好老蒋就会以此为借口分拆了西北军。
    川军就更不要说了,自从刘湘死后,整个川军就乱套了,然后被老蒋几个组合拳彻底打懵了,现在的川军也就之比东北军好一些,还算是有个根。但是让他们和自己一起逼蒋抗日,恐怕是力有未逮。
    湘军、滇军、黔军都也一样,没几支像样的军队,只要老蒋愿意,随随便便派几个师进入云贵高原,这几路军阀就得飞灰湮灭,因此他们绝对不敢与自己为伍,可以与自己相互声援的恐怕就只有桂军和延安方面了。
    1940年1月28日,国民政府就中日有没有必要进行会谈与日本人提出了三点质疑:第一,日本是否要重新考虑不以国民政府及蒋介石为对手的声明,如要重新考虑,将用何等方法向中国方面证实?第二,日本的对华态度如果真是中日经济提携,则在能达到此目的时,是否能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局面?第三、日本政府有无向国民政府提出和平提案之意?如有,能否暗中向蒋本人递交有关和平问题之亲启函件。因公开进行会对蒋的对日和平工作造成极大妨害。“近卫声明”即因已公开,致使蒋的立场陷于极端困难。
    国民政府的这三个质疑提的很明确,如果日本人能在这三个质疑上给予国民政府明确的回答,而他们给出的答案也能令国民政府满意的话,那么彼此之间就有了和谈的基础,到时候国民政府也会正式与日本方面进行会谈,否则的话双方就没有浪费口水的必要了。
    此时的国民政府与历史上的国民政府有着很大的不同,首先就是国力方面,由于陈锋的横空出世和强势崛起,国际社会对于日本的野蛮侵华颇有微词,更重要的是由于中**队屡屡给予日军重创,尽管现在日军依然在战略上占有优势,但是在很多局部战役中日军已经落了下风,因此包括英美等国在内的很多国家并不认为日本能彻底占领中国。
    再加上前段时间第八战区在第一战区和第二战区以及八路军的配合下,狠狠将日军华北方面军收拾了一番,另外还在日本引爆了一场大瘟疫,给日本的国力造成了巨大的负面影响,因此老蒋对于日本人并没有历史上那么担心。
    此外就是双方军力上的差距也没有历史上那样悬殊,历史上国民政府打到现在基本上已经是油尽灯枯了,但是现在呢,国民政府不但从苏联得到了大批的援助,同时还从陈锋那里购买了不下于15个步兵师的武器装备。这些可都是不错的日械、德械装备,因此中央军此时的武器装备并不比日本人差多少,最多也就是在火炮和空军方面差一些,但是这种差距完全可以用人数上的优势弥补上,因此老蒋表现的很“淡定”。
    对以上质疑,日本方面的代表当然毫无回答的准备,毕竟他只是一个小小的陆军中佐,他只负责在中国派遣军或地下秘密工作范围内保持联络。于是宋子良又转述了重庆方面意见:“在中日两国正式会谈前,各以三名代表2月底在香港举行圆桌会议,讨论和平条件。”
    2月7日,中日两国代表在香港由日本方面准备的东肥洋行二楼,举行日中预备会谈。参加会谈的日方代表,除铃木中佐、今并大佐外,尚有新参加的参谋本部第八课长臼井茂树大佐。中方代表,除宋子良与重庆行营参谋处副处长陆军中将陈超霖、原驻德参赞最高国防会议主任秘书章友三外,尚有候补代表侍从室副主任陆军少将张汉年、联络员张治平。
    会谈开始之前双方分别出示证明文件,日本方面是由陆相签发的证明书,中国方面仅陈、章两人持有最高国防会议秘书长张群的证明书。确认身分后进入讨论。
    经过几轮交谈,双方会谈争论的中心就出来了:首先就是承认满洲国问题;其次是华北驻兵问题;最后是对汪政府的处理问题。
    关于承认满洲国问题,中方最初主张由日中两国保护,但日方反对。经向重庆请示的结果,建议改为对此问题暂不接触,保持缄默态度。原因嘛很简单,即使不顾收复失地口号在国内的政治影响以及延安方面的反对,也会由于国民党内部东北系、西北系的坚决反对,将引起国民党的分裂,很可能造成国内大乱。
    关于华北驻兵问题,重庆方面虽承认将内蒙作为特殊化地区,但反对日本在华北驻兵,并称此问题可改在恢复和平后再行协商,要求日军提出撤兵计划。但又提出,万一中日两国在国防上有必要时可推迟部分撤兵,待恢复和平后再作协商。关于汪兆铭问题,由于中国国内反汪气氛极为强烈,现在不能考虑与其合流,但由于日本政府也有自己的立场,无论如何将作为国内问题研究予以妥善处理。
    由于双方存在的分歧实在太多,所以这一次会谈双方未能就任何一个条件达成共识,于是,日本方面提出双方暂时先将这次会谈的结果上报并且保持联系,待上面商议之后再做决定。
    对于这轮和谈的结果陈锋早在预料之中,双方已经撕破脸了,甚至于还宣战了,那容易一下子就能和谈成功,不过双方竟然没有谈崩,这让陈锋感觉到了异样的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