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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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 聚也不容易,散也不容易
车祸之后的第二年,我在北投为父母买了一幢小小的花园洋房,父母喜欢那儿的幽静,搬进去住了。接着,麒麟把小霞和小麟都接到美国去了。再一年,小妹大学毕业,拿到最高的奖学金,出国留学了。我的“大家庭”,又变成了一个单纯的“小家庭”,小得只有我和小庆,以及女佣阿可。除了我们三个人以外,小家庭里的常客,就是鑫涛了。
这时,我和鑫涛的感情,简直像在狂风暴雨中,我理智用事的时候,就想和鑫涛“公私分明”,要拔慧剑、斩情丝。感情用事的时候,就想什么都不管,什么传统,什么道德,什么礼教,都去他的!人,只要能爱就爱,不也很好吗?可是,我是传统教育下长大的人,我就是无法漠视自己是个“第三者”的事实。
鑫涛对我,实在是用尽心机。无论人前人后,呵护备至。假若我不去想自己的处境,也不去为他的家庭着想,就单纯地去接受他的感情,日子也会很好过。他有许多小聪明,常带给我极大的惊奇与喜悦。有次他写了一封信给我,把一张很长的纸带卷起来作为信笺,在纸带上端写:
琼瑶,这是一封长信
底下什么字都没有,我把纸带放到尾端,已放了几米长,才看到他在尾端签了个小小的名字。他喜欢送我礼物,每件礼物都很奇特,原来,他总在我的小说中找灵感。小说里的女主角爱穿印度尼西亚布的衣裳,他就定做一件送给我。小说里的女主角爱“紫贝壳”,他送来一颗晶莹剔透的“紫贝壳”。小说里的女主角爱狗,他送来一只纯白的小北京狗,我给它取名叫“雪球”,爱得不得了。小说里的女主角唱了一支歌,名叫《船》,他告诉我几月几日几时开电视,电视中有歌星唱着《船》:
有一条小小的船,
漂泊过东南西北,西北东南,
盛载了多少憧憬,多少梦幻,
来来往往无牵绊!
春去秋来,时光荏苒,
憧憬已渺,梦儿已残,
小船啊小船,
经过风暴,涉过险滩,
盛满时光,载满苦难,
何处是我避风的港湾?
何处是我停泊的边岸?
这首歌中有我自己的心声,听了会潸然泪下。他知道这歌词中有我自己的心声,急于想成为我可以“避风的港湾”。但是,他的港湾里早有船停泊,我宁可漂荡,也不肯靠岸。
一天,我终于忍无可忍,我对鑫涛说:
“以后,除了公事,请你不要再到我家里来!”
他默然片刻,抬头看我:
“这些年来,我们之间,还分得开什么是公事,什么是私事吗?”“分得开的!”我激动地说,“一定分得开的!即使分不开,你也要把它分开!”我看着他,试着要说清楚我的感觉:“让我告诉你,我脑子中一直有个画面,就是你请我回家吃饭的那个晚上,你有个好温馨的家!不要让我破坏这个家行不行?这样下去,对我是不公平的,对另一个女人,也是不公平的!你,在我心目中,是个强者,什么困难,你都有力量克服!那么,去克制你自己,不要再来找我,不要送东西给我,不要打电话给我,不要写信给我……什么都不要!请你离我远远的!否则,我会轻视你!你这么坚强的人,不要让我轻视你!千万不要!”
他怔怔地看着我,他那么坚强的人,在我说这段话的时候,整个脸色都变白了。他看了我好一会儿,执拗地说:
“不来看你,我做不到,你已经是我生活里的重心了!”
“不!”我大叫,生气极了,“我不要成为你的重心!你早就有重心了,怎么可以又去找新的重心?你太自私了!你有没有想过,你在耽误我的青春、我的前途?如果没有你这样不断地纠缠我,我说不定已经找到新的归宿和幸福了!”
“和我在一起,你不觉得幸福吗?”
“这样破碎的爱,怎样叫幸福?”我越说越气,气得不得了,“你难道不明白,你根本没有资格来爱我吗?”
他震动地瞪着我,半晌,才说:
“你的意思是,要我取得资格后,再来爱你吗?”
“不!”我更气了,“我的意思是,要你退出我的生活,你有你的家,你的妻子儿女,为什么你不去守着他们!为什么你要让我这么痛苦呢?”
“我不要让你痛苦。”他苦恼地说,“自从认识你,我就一心一意想让你快乐,我做了那么多的事,都是要你快乐。如果我真的让你这么痛苦,那么,我就退出吧!”
他说做就做。有一两天,他不来找我,到了第三天,他就直闯人门:
“我做不到!”他喊着,“你说,怎么样做你才会满意?只要不分手,我什么都做!”他惨切地看着我,悲痛地说:“现在,三个孩子还太小,你愿不愿意等我两年?”
我哭了,一哭就不可止。为什么我要把自己弄到这个地步呢?我不要拆散他的家庭,我也不要委屈我自己。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我觉得,这段感情对我太不公平,因为我完全处在被动的地位。被动地等他来访,被动地等他电话,被动地接受他的殷勤,被动地和他见面……我就是这样一个“被动”的人物,没有“主权”做任何事,否则,都会伤害到另一个女人。我唯一能“主动”的事,就是和他分手。可是,就连这一点,他也不肯和我配合!我越想越委屈,越想越生气。等他两年,我为什么要等他两年?难道两年后问题就不存在了?不,我要分手,只有分手,才能让他倦鸟归巢,也才能让我自由飞翔。
于是,那段时间,我们整天在谈“分手”,相聚时已不再是甜蜜,而是无数的挣扎、矛盾、痛楚,和眼泪。这样,有一天,他说:
“我们开车到乌来去,乌来有高山有瀑布,让我们站在一个高敞的地方去想一想,或者面对辽阔的大地,我们会把自身的问题看得不那么严重了。”
我不认为到了乌来,就能解决我们间的问题,但是,我还是和他去了乌来。
车子在乌来的环山公路上急驶,越驶越高,道路一边是峭壁,一边是悬崖。我们在车中继续争执,他说了几百条“无法分手”的理由,我说了几百条“必须分手”的理由,两人越说越激动,越说越僵。到后来,他忽然问:
“你一定要分手?”
“是!”
他脸色一暗,突然间一个急刹车,把车子停在窄窄的山路上,他蓦地打开车门,对我命令地说:
“那么,你下车!”
我还没反应过来,他就把我往车外推去,我四面一看,荒郊野外,一个行人都没有。心想,这人也真狠,说分手就要把我抛弃在野外,难道他以为我在野外就没办法了?下车就下车!我心一横,一句也不说,就跳下了车子,谁知,他看我下了车,就一把关上车门,然后,我只听到引擎狂鸣,再定睛一看,老天!他正在猛踩油门,车子对着悬崖就要冲下去。我这一惊,实在非同小可,车子如果冲下去,这万丈深渊,必然粉身碎骨!我一急之下,连思想的余地都没有,就合身一扑,也不知道哪儿来的力气,竟整个人扑到了引擎盖上。他看我突然扑上车盖,也大惊失色,又猛踩刹车,车子及时停在悬崖尽头。我手紧紧抓着车子的侧镜,隔着玻璃,瞪视着车内的他。他一动也不动,脸色惨白,也惊怔地瞪视着我。
我不知道我们彼此这样隔着窗玻璃,互相注视了多久,在我的意识里,那可能有一百个世纪那么长。在那一瞬间,没有天,没有地,没有世界,没有宇宙,更没有其他的人类,这世上只剩下我们两个,一个在车内,一个在车外,再有的,就是生,或死?
然后,他冲出了车子,因为我已经失去力气,身子正往车下滑,再滑几吋,我会落到悬崖下去。那时候,我什么都不在乎了。他能开车对悬崖下冲,我掉下去也没关系。可是,我没掉进悬崖,他用力一拉,我就掉进他的怀抱里去了。
那天,山上的风好大,我们站在风口,两人都发着抖,两人都不太明白,我们刚刚经历了些什么,等我的意识和思想终于缓缓明白过来,看到他车子岌岌可危地停在悬崖边上,我这一下子,蓦地痛定思痛,不禁抱头痛哭。
我这样一哭,他也落泪了。慌慌张张地,他想止住我的眼泪,他开始叽哩咕噜地道歉,说他只是一刹那间,万念俱灰,既然无法和我相守,不如让一切悲痛来个了断。他越说,我越哭,哭到后来,我问:
“为什么把我推出车子去?”
“因为你还有小庆呀!”他说。
他这样一说,我更加大哭不止。那个下午,我们就这样站在悬崖边上,相拥而泣。一直到天都黑了,我们才回到车上。这次,他小心翼翼地驾驶,我们在万家灯火中回到台北。
经过这样惊心动魄的一幕,我们好些日子,都惊怔在彼此的感情里,不敢对命运的安排,再有任何疑问,也不敢轻言离别。
直到如今,常有读者写信问我:
“你笔下的爱情,在真实的人生中,存在吗?那些惊天动地的爱,不是你的杜撰吗?”
我已倦于回答这些问题,每个人有每个人自己的人生,我只是很奇怪,为什么我生命里的爱,会来得如此强烈、如此震撼,而且如此戏剧化?
第二十章 浪漫与残酷
自从“乌来”事件以后,我认了。我对命运屈服了。我不再去思索各种礼教传统问题,我只是默默地接受鑫涛所给我的。我仍然坚持不伤害他的妻子,因此,我和他的家庭并存在他的生命里,有那么长一段时间,他每天来探视我,然后再回到他自己的家里去。我的心态仍然不平衡,有时感怀自伤,常常悲从中来。有时我还会为他的妻子着想,一样代她难过、代她不平。但是,这已经成为一个难解的结。有鑫涛这样一个人物,爱起来可以连生命都拼掉。但,对自己的妻室儿女,仍然有巨大的责任感,那么,就注定要有人为他受苦!
我决定顺从命运,也决定要让这段痛楚的爱,变为美好。人,爱过总比没爱过好。享受爱,而不要对命运苛求吧!于是,我放松了自己。不再轻言分手,我们珍惜在一起的每个刹那。我前面说过,只要我不太苛求,想得不要太多,日子就会很好过。
我们确实过了一段满好过的日子。鑫涛爱花、爱画,我们常说,我们生活里有三多,花多、书多、画多。他喜欢送我花,我喜欢大地和夕阳。有时我们去旅行,看到路边的野花,看到树上的新绿,看到小溪的潺潺,我都会惊叹!他喜欢带我旅行,因为我的惊叹而惊叹!生活里不再争吵,就变得浪漫起来。我生性喜欢夸张美好的事物,有五分浪漫,对我就变成十分。我们曾结伴去美国探望弟妹,大家在千岛区划船钓鱼,看落日缓缓西下,觉得世界真是美丽。我们也曾去欧洲,站在大片的梧桐树林里,看落叶在地上铺成地毯,我惊讶不已,所有有关梧桐的诗词都在脑中闪过,我就站在那林内背了一下午的诗词:
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
春风桃李花开日,秋雨梧桐叶落时!
梧桐树,三更雨,不道离情正苦,一叶叶,一声声,空阶滴到明。
从欧洲回来,他写了一本书,书名叫《穹苍下》,书中,彼此的影子都镶嵌在每章每节中。
这种生活确实浪漫,连他那“使君有妇”的身份也变成了“缺陷美”。我应该满足了,可是,心底仍然酸酸涩涩,常常陷入突然的痛楚里。还好,我还有我的写作,那个时期,我的作品中总有自我的影子,《浪花》里的秦雨秋就是最好的例子。
这种浪漫情怀,有一天,终于被打碎了。
那天,电话铃响,我拿起听筒,对方是个陌生女人的声音:
“你是琼瑶吗?”
“是。请问……”
我的话还没说完,对方立即像开机关枪一样,噼哩啪啦地吼出一大篇话来:
“你这个臭女人、烂女人、骚女人、烂货!你连婊子都不如!全天下的男人死绝了?你一定要去勾引别人的丈夫!你他妈的不要脸,王八蛋……”
这一大串话里,还夹着我写不出来的字眼,必须用xx来代替的字眼。这个电话震碎了我所有的诗情画意和浪漫情怀。我呆呆地听,对方像流水般不断地骂,我挂断了电话,浑身冷颤。电话刚挂断,铃声再响,我拿起来,又是那个女人,噼哩啪啦,她继续大吼大叫,我再挂断电话,铃声又响……就这样,这个疯女人在一天之内,给我打了上百个电话。那时,我有一对美国朋友,白志昂夫妇和我相知甚深。白志昂在台湾学中文,常常待在我家里。看到我整天接这个电话,他气极了,气得对我大吼大叫:
“琼瑶!骂回去啊!她骂你什么,你骂她什么!你为什么要拿着听筒,受这种侮辱!你骂啊!你也骂啊……”
我握着听筒,想骂,却结结巴巴地一个字也骂不出。原来我从小到大,就没有受过“骂人”的教育,我骂不出口,颓然地挂上电话,泪水已落下。
鑫涛来看我时,我已哭得双目红肿,白志昂正拿着电话听筒,用他那不纯熟的中文,和那个陌生女人对骂。这真是奇怪的场面,白志昂学到了所有他在学校里学不到的“中文”,他努力地运用,仍然前言不对后语,骂得稀奇古怪。鑫涛抢过了听筒,只听了几句话,他就一把扯断了电话线。
第二天,鑫涛让电话公司给我装了新的电话,换掉了旧的号码。那骂人电话再也打不进来了,可是,我那种诗情画意的浪漫情怀也没有了,欢乐的感觉也没有了,连“被爱”的感觉都麻木了。只觉得自己又像少女时期一样,掉进了一口冰冷的深井,说有多无助,就有多无助。
鑫涛气冲冲地去査打电话的人,回来告诉我,那是个乱管闲事的无聊分子。我悲哀地摇摇头,那是谁都没关系,她最起码,也代表了一种心声。我对鑫涛哀伤地说:
“保护我,让我远离伤害。要不然就放掉我,让我自生自灭!”
“没有保护好你,是我的错!”鑫涛声音都哑了,“让你受这种侮辱,是我的错!要我放掉你,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两次撞车事件,已把我们牢牢捆住!我不会放掉你,如果我真的放掉了你,那才是我们生命中真正的大错!现在,我知道我已经走到最后一步路,我必须面对选择了!你不要再伤心,让我去做我该做的事!一件早就该做的事!”
他回去了,开始和他的妻子谈判离婚,这一谈,就足足谈了八年。鑫涛的前妻温婉贤淑、美丽高贵,有传统所有的美德,相夫教子、逆来顺受。就连我的存在,她也能淡然处之。她纯静如一湖无波之水,鑫涛却强烈如燃烧的火炬。他们之间,不能协调的地方,大概也在这种区分上吧。
谈判离婚,竟谈了八年之久,这也算一项纪录吧!在这番漫长的谈判中,我居然在朋友巧意的安排下,和鑫涛的前妻恳切地谈了一次话。这又是一项创举。
那天,我们两个女人,在一位朋友的家中密谈。朋友们好意地都避开了。我望着她,那么恬静,那么端庄,即使面对的是我,她都不愠不怒、不温不火,只是静静地瞅着我。忽然间,我对她就充满了同情。这样一个无辜的女人,为鑫涛付出了她的青春、她的爱心,又为鑫涛生了三个子女,最后却莫名其妙地被判出局!这太残忍了!在那一瞬间,我觉得自己真是千错万错,实在不该接受鑫涛的感情,实在不该卷入别人的婚姻里去!
我们相对无言了好久,才开始谈话。我们谈了很久,谈了很多,也谈得很深刻。如今,已无法把我们所谈过的话,一一记下。只记得,谈到最后,我很激动、很恳切、很真挚地对她说:
“如果你还爱他,不准备放弃他,就牢牢地守着他!他走到哪里,你跟到哪里,他可以来我家,你也可以来我家。只要你不给他机会,我就不会给他机会!无论如何,你是妻子呀!你可以名正言顺地跟着他呀!”
她看了我半天,才呐呐地说了句:
“谢谢你的成全。”
我蓦然间心中一痛,不禁惨然地笑了:
“这句话好像应该由我来说才对!你们是夫妻,已经‘全’了,不‘全’的是我呀!现在,既然你说了这句话,我也知道该怎么做了!”
我们的谈话到此为止。那天鑫涛知道我们两个居然面对面谈了一下午的话,他苍白着脸,跳着脚说:
“你们不会联合起来,把我给三振出局吧!”
“不会我笑笑说,”总有一个人,会要你的。“我从上到下地看了他一遍,心中不禁叹息,他一直不是我梦寐中的翩翩美男子,但他的细腻体贴,对我的无微不至,却是我一生没遇到过的,就连我十九岁的初恋,我那老师也不曾像他这样对我察言观色,处处用尽心机。而我,我要放弃他了!彻底地放弃他了!”
第二十一章 衔云衔不住,筑臬筑不了
有一天,我很郑重地告诉尽涛:
“我要结婚了!”
他看了我一眼,不信任地问:
“你说什么?”
“我要结婚了!”我重复了一遍。
他盯着我,好像我在说蒙古话。
“你要和谁结婚?”好半天,他才问。
“汤。”我说。汤和我相识多年,他旅居美国,家世显赫,他本人温文尔雅,很书卷味。多年前,他就对我下过一番工夫,因为我刚离婚未久,情绪正纷乱,对他并未注意。这年,他又从美国回来,依然未婚。我的女友幼青最欣赏他,要为他介绍女朋友,我和幼青忙着给他做媒,他也满有兴趣地接受。三番两次,我和幼青陪着他见女友,他总要求我和他单独谈谈,谈清楚那位女友的身世和来龙去脉,谈着谈着,幼青不耐烦了,问:
“汤!你到底在搞些什么?”
“唉!”汤叹着气说,“你们介绍的人确实不错,可是,我爱红娘呀!”
“汤!”幼青大叫,“我是有丈夫的,不跟你开玩笑!”
“还有一位红娘呀!”汤说,微笑着,眼光深深地瞅着我。
我心中蓦地一动。总是把身边的男士当成“过客”,从来没有对任何一位动心。因为鑫涛早已把我系住。而这次,我正想抓住点新的机会,我正想了断鑫涛所有的念头,我正想给自己找个真正的归宿……汤的及时出现,让我似乎看到了一线曙光。
于是,有两个星期,我避开鑫涛,和汤作进一步的交往,当汤离台前夕,他求婚,我考虑再三后,毅然答应了。只有这样,我可以把鑫涛还给他的妻子,退出这场残酷的游戏。
所以,鑫涛对汤已经很熟悉,当我说出汤的名字时,他的脸色就顿时惨白起来。他死死地盯着我,说:
“你不爱他。”
“可以培养的。他幽默风趣有学问,正是我喜欢的典型。”
“你离不开台湾。”
“离得开的,我照样写作,你还是我的出版人。”
“小庆不会接受他的!”
“会的!他已经带小庆出去玩过,小庆个性温和,对谁都很亲近。”他跳了起来,把双手放在我的肩上。
“你不可能这样对待我!”他大声喊。
“可能的!”我安静地说,“我已经为你付出了许多岁月,离开你,我问心无愧!”
他呆住了。怔怔地站在那儿,仔细地看我,越看他越慌,越看他越急,越看他越失去了信心。他一把握住了我,忽然就激动起来:
“不行!你不可以和别人结婚!”
“为什么不可以?”我问。
“不行!你是这样一个不实际的女人,你这么任性又这么不理智。谁能了解你,像我了解你一样?谁能照顾你,像我照顾你一样?谁能欣赏你,像我欣赏你一样?不行,你跟任何人结婚,你都会枯萎!你还有好长一段人生,我绝不允许你枯萎!”
“我枯萎不枯萎,是我的事,”我固执地说,“用不着你来管!”
“那么,我呢?”他顿时失措起来。
“你会很坚强地活下去!”我说,想起乌来山头的一幕,不禁不寒而栗,“答应我,你要好好地活下去!”
“我不答应你!因为我答应不起!”他眼中蓦地涌上了泪,“全世界,我们一起走过;生和死,我们一起面对;事业上,我们相辅相成……现在,你要离我而去,你认为还能照样过日子吗?即使我答应你,也是一句谎言!现在,我只要想一想,你会和别人结婚的事实,我就心慌意乱了。如果你真去了,我不会自杀,因为那太没出息了!乌来山顶上的一幕,我答应过你,再不重犯!我会守我的诺言……但是,如果你真的舍我而去,我会万念俱灰,枯萎而死!”
“胡说!”我说着,开始哭了起来,“你威胁我,这是卑鄙的!”
“我不是威胁,我是说一件事实!既然你不相信,你就去吧!所有的后果,很快都会看到的!”
我瞪着他,忽然相信了他说的每一句话。我看到一个枯萎的我,我也看到一个枯萎的他,我还看到这两个悲剧中的悲剧——他的妻儿和我的小庆——他们会跟着失去扶持,失去倚靠和爱,我顿时心中颤栗,额上冷汗涔涔了。
“不要和别人结婚!”他恳求地说,“你已经等了我这么多年,请再给我几天,不要让我们全体都毁灭!我知道这些年来你所受的委屈,请相信我会一一补偿!请求你,不要贸然决定一切。汤是好人,但他不能给你幸福,只有我,才能给你幸福!”
我抬起泪眼看他。我知道,我又完了!汤也完了!我像一只雁子,一只我自己小说中写过的雁子。我曾为那雁子写过一首歌,歌词中有这样两句话雁儿在林梢,眼前白云飘,衔云衔不住,筑巢筑不了!这几句,正是我当时的写照。其实,我这一生,在我的小说、我的歌中,都可以找到痕迹。我留下来了,没有飞走,守着我的树林,守着我残缺的梦。
一九七六年,我想到欧洲去旅行,我一个人动身,想试试自己能不能“单飞”。到了香港,住在旅馆里,先办一些事情。住到第三天,鑫涛打了个长途电话给我:
“我离婚了。”他淡淡地说。
“哦?”我淡淡地答。心里却枰然一跳。
“你一个人旅行,要处处小心,”他说,“要懂得照顾自己!”
“我知道。”我说。
“我这儿的事情忙得不得了……”
“我知道!”我打断他,“放心吧!雁子是候鸟,飞去一定会飞回!”
挂断了电话。第二天,我飞日本,要在日本停几天,再转往欧洲。飞机到了东京机场,我下机,出机场,鑫涛站在东京机场中等我。
“让你‘单飞’,我还真不放心!”他微笑地说,“万一被只欧洲雁子给诱拐了,我岂不是功亏一篑?”
我们默默地站着,默默地注视着彼此,刹那间,两人眼中,都盈满了泪。
第二十二章 幸福的“声音”
一九七九年五月九日,我和鑫涛结婚了。那时,距离鑫涛离婚,已经三年。这三年,其实我过得挺潇洒自在的,家里经常高朋满座,许多朋友,在我家聊天,可以聊上一个通宵。每个人都有故事,每个人都有爱情,大家对爱情的看法各持己见,经常辩论到面红耳赤。我的朋友分两类,一类是社会菁英,像清华大学的毛高文、沈君山等。一类是作家朋友,像三毛、倪匡、古龙、赵宁等。这三年的生活,我曾有一本散文集《不曾失落的日子》,记载了一些片段。这本书后来我停止出版,想把一些没写到的故事,也写进去,让它完整。却在忙碌的生活中,一再地蹉跎下去。
说回我的结婚,那天,第一个给我们祝福的人,是我的儿子小庆,他已经十八岁,是个身材颀长的青年了!
我没有披婚纱,也没有穿礼服,只在胸襟上别了一朵兰花。我们没有举行任何仪式,只请了好友高文夫妇,在我们的结婚证书上盖了个章。再请了二十几位最好的朋友去餐厅吃饭,这些朋友,也是经常在我家畅谈终宵的人。大家一直到吃饭时,都不知道那天下午,我们才完成了结婚手续。吃到一半,有位朋友恍然大悟,跳起来说:
“什么!这是结婚喜宴吗?太意外了!你们居然结婚了!”
他奔出去,买了一大盆鲜花来,作为祝福。
那晚,大家在我们家,仍然畅谈终宵,有位女士一向对我很佩服,这时对我大大摇头说:
“我以为,一个像你这样的女人,是根本不会结婚的!连你都结婚了,我对‘现代女性’完全失望了!”
“是啊!”另一位接口,“你从离婚到现在,十五年都过去了,你的日子不是挺潇洒的吗?为什么要用一张婚约,又把自己拘束起来?”“对啊!”再一个说,“你们两个‘单身贵族’,为什么不好好享受单身的自由和乐趣?怎么想到去结婚呢?”
“说说看!你们到底为什么要结婚?”大家把我围起来“公审”,“你们享受爱情的浪漫,却不必负担婚姻的责任,不是很好吗?这么多年,你们不是这样过了吗?怎么忽然结起婚来?”
哈哈。我这些朋友都是“怪胎”,一个比一个“新潮”,一个比一个“现代”。人家结婚,他们不道贺,反而提出“质询”。我想了半天,终于笑着说:
“我并不像你们想象的那么自在潇洒,这么多年来,我是条漂荡的船,一直想找一个安全的港湾,好好地停泊下来。在基本上,我从没有反对过婚姻,我认为人与人之间,即使谈恋爱,也要负责任。不负责任的恋爱是逢场作戏,在生命里留下不很深的痕迹,两个人如果爱到想对彼此负责的时候,就该结婚了。尽管,婚姻很容易老化,很容易变调……但是,如果人连结婚的勇气都没有,就未免太可悲了。”我看着我的朋友们,觉得还应该补充一些,我又认真地说了几句:“我想,在我的身体和思想里,一直有两个不同的我。一个我充满了叛逆性,一个我充满了传统性。叛逆的那个我,热情奔放、浪漫幻想。传统的那个我,保守矜持、尊重礼教。今天的我,大概是传统的那个我吧!”
“哦,才不!”朋友们大笑着说,“像你这种‘即兴’式的结婚,仍然相当‘反传统’!仍然相当‘浪漫’!仍然相当‘潇洒’!”
“是吗?”我和鑫涛也大笑了。我说:“或者,我们就在‘传统’中,去找寻‘反传统’的‘浪漫’与‘潇洒’,让生活不会变得千篇一律!反正,人生没有十全十美的境界,每个人要过怎样的生活,只有自己去追寻,自己去定位!”
是的,我和鑫涛,已经用了大半辈子的时间来“追寻”,总该给自己“定位”了!
结婚第二年,我和鑫涛用我们的积蓄,买了一幢四层楼的花园洋房,这房子占地一百五十坪,有十几个房间,和大大的客厅、大大的地下室。我们给它取名叫“可园”。我们两个,都是从最贫穷的环境中挣扎出来的,都是从一无所有中白手起家。我们都经过人生的风浪、事业的挑战、感情的挣扎……我们也都不再年轻。当我们迁人可园,才终于有了属于我们两个的家。
可园在台北东区,当时等于是郊外,附近没有房子,前面是芭蕉田,再前面就是火车轨道,每天火车经过,整栋房子都会跟着震动。(没想到,后来东区竟然成为台北最繁华的地区。)
鑫涛完全照我的“梦想”,将可园重新装修。搬进去一个月后,我第一次在可园中记日记,写下了这么一段:
从小,就喜欢看电影,喜欢看小说。每当电影小说里出现一幢大房子时,总引起我的惊叹!有时也会梦想,有个属于自己的大房子,有个属于自已的花园。或者,童年的苦难,在心中已深刻下太多痛苦的痕迹,成长的过程,又付出了太多的代价,总觉得这个梦太虚幻了,太遥远了,是永不可及、永不可得的……但是,今天,鑫涛和我完成了这个梦——我们的可园。
可园,这不只是一幢房子、一个花园,更是我心灵休憩、不再流浪的保证。搬来一个月了,虽然在混乱的装修工程中,在人来人往的嘈杂里,在小庆将考大学的压力下……我仍然心怀欣喜。每晚,躲在鑫涛为我精心设计的卧室中,看电影的录影带(录影带这项发明实在太伟大了,可以躲在卧室里看电影,真是奇妙!鑫涛这个爱电影如痴的人,怎能不看个够?可是,每次看到一半,他就睡着了),鑫涛睡着后,我静静地躺着,听他的打呼声,听小雪球的鼾声,听录影机中播放的对白声,听窗外火车飞驰而过的辘辘声……这一切加起来的声音,十分“震耳”,我就对自己说:
“这一切,就是‘幸福’的声音了!”
是的,这幸福的声音,得来可真不容易!
——全书完——
一九八九年二月十四日黄昏完稿于台北可园
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一日修正于长沙华天酒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