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煦的奏摺
    李煦是康熙的亲信，任苏州织造达三十年之久。李煦的妹夫曹寅任江宁织造二十余年，曹寅就是《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祖父。李煦、曹寅，以及杭州织造孙文成三人，都不断向康熙呈递密摺，奏报江南地方上的情形。其中极大部分是关于雨水、收成、米价、疫病、民情、官吏声誉等等。当时没有报纸，康熙主要从这些奏摺中得知各地实情。
    康熙三十二年夏，淮徐及江南地区天旱，六月中降雨，李煦奏报收成及米价。康熙批：“五月间闻得淮徐以南时旸舛候，夏泽愆期，民心慌慌，两浙尤甚。朕夙夜焦思，寝食不安，但有南来者，必问详细，闻尔所奏，少解宵旰之劳。秋收之后，还写奏帖奏来。”
    四十七年正月十九日，李煦有这样一个奏摺：“恭请万岁万安。窃臣于去年十二月初七日，风闻太仓盗案，一面遣人细访，一面即缮摺，并同无节竹子，差家人王可成齎捧进呈。今正月十七日，王可成回扬，据称：‘无节竹子同奏摺俱已进了，摺子不曾发出。’臣煦闻言惊惧。伏思凡有摺子，皆蒙御批发下，即有未奉批示，而原摺必蒙赐发。今称不曾发出，臣心甚为惊疑。再四严刑拷讯，方云：‘摺子藏在袋内，黑夜赶路，拴缚不紧，连袋遗失德州路上，无处寻觅。又因竹子紧要，不敢迟误，小的到京，蒙眬将竹子送收，混说没有摺子，这是实情。’等语。臣煦随将王可成严行锁拷，候旨发落。但臣用人不当，以致遗误，惊恐惶惧，罪实无辞，求万岁即赐处分。兹谨将原摺再缮写补奏，伏乞圣鉴。臣煦临奏不胜战栗待罪之至。”
    康熙朱批：“凡尔所奏，不过密摺奏闻之事，比不得地方官。今将尔家人一并宽免了罢。外人听见，亦不甚好。”
    值得注意的，还不在康熙的宽大，而是他的基本心态：皇帝认为派人暗访密奏，是一件不光采、不名誉的事；不是堂堂正正的办事，不是光明正大的作风，无论如何不能让旁人知道。康熙批覆密摺，从来不假别人之手，一度右手有病，不能书写，勉强用左手批覆。在今日世界，各国统治者派遣探子私访密奏，却众所公认是理所当然，可说是政治上的极大堕落。这种对“特务工作”的价值观念，是政治清明或腐败的一种明显分野。武则天滥使特务、秦桧多用特务、明末特务横行，后世多认为是朝政衰败的明证；后人为了要增加对雍正皇帝的反感，制造了他任用“血滴子”杀人特务的传说。
    康熙四十八年七月初六，李煦在请安摺子之中，又附奏江南提督张云翼病故的讯息。向皇帝请安，是“恭祝万岁爷万福金安”，该当大吉大利才是，死亡的消息必须另摺奏报，决不可混在一起，否则有咒诅皇帝死亡的含义。李煦这奏摺犯了基本的忌讳，十分胡涂。奏摺中说：“恭请万岁万安。窃提督江南全省军务臣张云翼，于康熙四十八年六月十八日，病患腰痈，医治不痊，于七月初三日巳时身故，年五十八岁，理合奏闻。苏州六月晴雨册进呈，伏乞圣鉴。”
    康熙见了这大不吉利的奏摺，自然很不高兴，但申斥的语气中还是带了几分幽默。朱批：“请安摺子，不该与此事一起混写，甚属不敬。尔之识几个臭字，不知那去了？”
    李煦见到御批，自然吓得魂飞魄散，忙上奏谢罪，痛自忏悔。康熙批：“知道了。”
    康熙五十一年七月，江宁织造曹寅（曹雪芹的祖父）奉命到扬州办理刻印《佩文韵府》事宜，染上疟疾，病势甚重。李煦前往探病，曹寅请他上奏，向康熙讨药。
    康熙得奏之后，立即朱批：“尔奏得好。今欲赐治疟疾的药，恐迟延，所以赐驿马星夜赶去。但疟疾若未转泄痢，还无妨。若转了病，此药用不得。南方庸医，每每用补济（剂），而伤人者不计其数，须要小心。曹寅元（原）肯吃人参，今得此病，亦是人参中来的。金鸡拏（即奎宁，原文用满文）专治疟疾。用二钱，末。酒调服。若轻了些，再吃一服，必要住的。住后或一钱，或八分。连吃二服，可以出根。若不是疟疾，此药用不得，须要认真。万嘱，万嘱，万嘱，万嘱！”
    康熙连写四次“万嘱”，又差驿马赶急将药送去扬州，限九日赶到，可见对曹寅十分爱护关心。奎宁原是治疟疾的对症药物，但曹寅可能有其他并发症，终于不治逝世。康熙甚为悼惜，命李煦妥为照顾曹寅的遗属。
    李煦的奏摺之中，有一大部分是关于实验新种稻米的。康熙很重视稻米品种，经过多方试种，培育出一种优良品种，发交各地官绅试种。李煦详细奏报试种的情况，某官种几亩，亩产几石几斗；某商人种几亩，每亩产几石几斗等等。如康熙五十八年六月二十四日奏：“窃奴才所种御稻一百亩，于六月十五日收割，每亩约得稻子四石二斗三升，谨砻新米一斗进呈。而所种原田，赶紧收拾，于六月二十三日以前，又种完第二次秧苗。至于苏州乡绅所种御稻，亦皆收割。其所收细数，另开细数，恭呈御览。”可见李煦还负有“种御稻实验田”的任务。
    康熙将“御稻”种子普遍发交各地官绅商人试种，每人试种的田亩多数是两亩至三亩。李煦种到一百亩，是最大的实验农场。所产的米当时叫做“御苑胭脂米”，色红味香，煮粥最美。《红楼梦》写庄头乌进孝进给贾府的，就是这种米。
    康熙在南巡之时，见到民舟中满载猪毛、鸡毛，问起用途，得知是用作稻田肥料，其后即下旨试验，效果甚好。
    比之后世不经实验而大搞卫星田，不注意品种肥料而只虚报瞒骗，康熙的种稻实践是科学化得多了。
    李林盛的奏摺
    康熙颇有幽默感，虽然在严肃的公文批语之中，往往也流露出来。
    康熙四十年十月二十四日，陕甘提督李林盛上了一道奏本。这人的正式官衔是：“提督陕西甘肃等处地方总兵官右都督加一级降二级戴罪图功”。奏摺中说：
    “皇上着问：‘提督好，提督身上好么？各官好么？又在先的提督地方上事宜、雨水情形俱不时启奏，今你到任来，为何不具本启奏？今后可将地方上事宜不时启奏于皇上知道。又皇上赐你鹿舌、鹿尾、干肉等捌样，你可查收’等因。臣随恭设香案，率同将弁各官，望阙谢恩，领受讫。除臣恭奉纶音，颁赐食品，见在另疏奏谢天恩外，所有奉宣地方事宜，雨水情形，令臣宣奏之上谕，臣谨遵旨具覆。伏念臣以庸愚，幸生圣世，遭遇尧舜之主，身经太平之年，毫无报称，夙夜兢惕……”
    此人不明白康熙的性格，奏摺中以大量套语歌功颂德，关于地方事宜和雨水情形，也是报喜不报忧。此人大概是汉军旗的武官，所用的师爷也不明规矩，在奏摺上盖了一颗官印。康熙朱批：“知道了。已后摺子写清字，不必用印。”
    “清字”即满洲文，康熙的意思是，这种奏摺是秘密奏报，并非正式公文，要李林盛自己书写，不会写汉字则写清字好了。
    李林盛收到御批后，又上奏摺：
    “……仰惟我皇上承天御极，神武英文，虽圣躬日理万机，犹无时不以民生为念。曩因河东岁歉，上仅圣怀，既沛赈恤之殊恩，复颁免赋之旷典，诚功高万世，德迈百王，薄海内外，靡不共戴尧天也……再臣应宜遵旨，以清字具摺请奏，但臣虽稍识清字，因年衰目昏，不能书写，又兼清字之文理不通，如令人代缮，臣既不谙其中深义，诚恐词句失宜，并恳皇恩，容臣嗣后凡陈奏事宜，仍准以汉字具奏，庶免舛错之愆尤也。”
    康熙批示：“知道了。此汉文亦未必尔自能作也。”
    他明知这员武将肚子里墨水有限，这封奏摺必是叫人代写的，于是小小的讽刺了他一下，以后也不盼望他能自写奏摺、密报地方讯息了。
    李林盛这封奏摺虽是师爷所写，其实还是有不通顺处。例如“但臣虽稍识清字，因年衰目昏，不能书写，又兼清字之文理不通”，其实应当是“又兼不通清字之文理”。原摺中那一句话，变成了指摘满洲文“文理不通”。好在康熙宽宏大量，不予追究，如果变成了细密深刻的雍正皇帝，或许会下旨斥责，罚他“再降一级，戴罪图功”。
    本章后记
    《鹿鼎记》于一九六九年十月廿四日开始在明报连载，到一九七二年九月廿三日刊完，一共连载了两年另十一个月。我撰写连载的习惯向来是每天写一续，次日刊出，所以这部小说也是连续写了两年另十一个月。如果没有特殊意外（生命中永远有特殊的意外），这是我最后的一部武侠小说。
    然而《鹿鼎记》已经不太像武侠小说，毋宁说是历史小说。这部小说在报上刊载时，不断有读者写信来问：“《鹿鼎记》是不是别人代写的？”因为他们发觉，这与我过去的作品有很大不同。其实这当然完全是我自己写的。很感谢读者们对我的宠爱和纵容，当他们不喜欢我某一部作品或某一个段落时，就断定：“这是别人代写的。”将好评保留给我自己，将不满推给某一位心目中的“代笔人”。
    《鹿鼎记》和我以前的武侠小说完全不同，那是故意的。一个作者不应当总是重复自己的风格与形式，要尽可能的尝试一些新的创造。
    有些读者不满《鹿鼎记》，为了主角韦小宝的品德，与一般的价值观念太过违反。武侠小说的读者习惯于将自己代入书中的英雄，然而韦小宝是不能代入的。在这方面，剥夺了某些读者的若干乐趣，我感到抱歉。
    但小说的主角不一定是“好人”。小说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创造人物；好人、坏人、有缺点的好人、有优点的坏人等等，都可以写。在康熙时代的中国，有韦小宝那样的人物并不是不可能的事。作者写一个人物，用意并不一定是肯定这样的典型。哈姆莱特优柔寡断，罗亭能说不能行，《红字》中的牧师与人通奸，安娜卡列妮娜背叛丈夫，作者只是描写有那样的人物，并不是鼓励读者模仿他们的行为。《水浒传》的读者最好不要像李逵那样，赌输了就抢钱，也不要像宋江那样，将不断勒索的情妇一刀杀了。林黛玉显然不是现代妇女读者模仿的对象。韦小宝与之发生性关系的女性，并没有贾宝玉那么多，至少，韦小宝不像贾宝玉那样搞同性恋，既有秦钟，又有蒋玉函。鲁迅写阿Q，并不是鼓吹精神胜利。
    小说中的人物如果十分完美，未免是不真实的。小说反映社会，现实社会中并没有绝对完美的人。小说并不是道德教科书。不过读我小说的人有很多是少年少女，那么应当向这些天真的小朋友们提醒一句：韦小宝重视义气，那是好的品德，至于其余的各种行为，千万不要照学。
    我写的武侠小说长篇共十二部，中篇二部，短篇一部。曾用书名首字的十四个字作了一副对联：“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最后一个不重要的短篇《越女剑》没有包括在内。
    最早的《书剑恩仇录》开始写于一九五五年，最后的《鹿鼎记》于一九七二年九月写完。十五部长短小说写了十七年。修订的工作开始于一九七〇年三月，到一九八〇年年中结束，一共是十年。当然，这中间还做了其他许多事，主要是办《明报》和写《明报》的社评。
    遇到初会的读者时，最经常碰到的一个问题是：“你最喜欢自己那一部小说？”这个问题很难答覆，所以常常不答。单就“自己喜欢”而论，我比较喜欢感情较强烈的几部：《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飞狐外传》、《笑傲江湖》、《天龙八部》。又常有人问：“你以为自己那一部小说最好？”这是问技巧与价值。我相信自己在写作过程中有所进步：长篇比中篇短篇好些，后期的比前期的好些。不过许多读者并不同意。我很喜欢他们的不同意。
    一九八一.六.二二
    我的十五部武侠小说，到了廿一世纪初又再修改，至二〇〇六年七月完毕，主要是文字的修订，情节并没有大改动。曾郑重考虑大改《鹿鼎记》，但最后决定不改，因为这部小说写的是清朝盛世康熙时代的故事，主要抒写的重点是时代而非人物。在那个时代中，可以有那样的故事。我当然不鼓励现代的青少年去模仿韦小宝：不反对母亲做妓女、不识中文、贿赂贪污、法场换人、蔑视法律、杀人后用药化去尸体、连娶七个老婆。正如《红楼梦》、《水浒传》是好小说，但在现代社会中，贾宝玉和李逵的具体行为也不能学。
    二〇〇五.五.十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