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洪生兄研究近代武侠小说，功力深厚，惟将拙作小说中的胡思乱想，一本正经的考据一番（《九阴真经》讲的是武学，与阴阳八卦、老阴老阳的术数完全无关），未免近于“觉远大师风度”了，作学问如此认真，令人佩服，只不过我的即兴空想并非学问。杨兴安、严晓星二兄辛勤为此小问题查阅道藏，极感。其实儒家、阴阳家在先秦均为诸子，《易传》混和儒、道、阴阳家诸说，阴阳家盛于齐东，喜浮夸虚妄，先秦学者称之为“齐东野语”，未必能为一切学问之权威根据。但阴阳家的术数理论，对后世儒家影响很大。汉代经学主流是以阴阳家学说说经，王莽好符命，汉光武信纬谶，都有政治和宣传目的，宣传的宗旨是“主公应做皇帝”。后来古文家经学兴起，反对纬谶及阴阳家之言，但直到大学者扬雄，仍脱不了阴阳术数之说。扬雄撰《太玄经》，总原理为“一玄”，分而为三，共为“三方”，又各分为三，共为“九州”，又各分为三，共“二十七部”，又各分为三，共“八十一家”，结论说：“方州部家，三位疏成。曰：陈其九九，以为数生，赞上群纲，乃综乎名，八十一首，岁事咸贞。”太玄经的象数是“一与六共宗；二与七共明；三与八成友；四与九同道；五与五相守。”这些数字游戏，说来神秘得很，与方士神仙之道相通，到底有甚道理，谁也说不清楚，似乎对之不必太认真，正如冯友兰先生所云，是“一大堆迷信”。
    其实，我们把《易经》以及其中的《易传》当作是一种人生哲学以及宇宙观来阅读，可以见到很多深刻而有益的思想。《易传》由于吸收了大量老庄以及田齐稷下的道家思想，表达了富于哲理的对人生、人事、事物发展的思想，很值得作为我们思考的依据。
    例如，《易经》强调阴阳两种矛盾力量的互相冲突，就像辩证法中所说那样，阴阳两种相反力量不断的在发展、矛盾、激化、消长、转换。辩证法认为一种力量压倒了另一种，出现了“否定”的结果，又可以“否定的否定”。《易经》则认为阴盛阳消、或阳盛阴消只是部分的消长，一种力量增强了，另一种相反的力量相应减弱，而不必完全消灭。中间有一个发展过程。《易经》中有时一个卦阳多阴少，阳极多时阴完全没有了。到阳发展到顶点时又可一变而出现阴。所谓“亢龙有悔”、“履霜坚冰至”，都强调“物极必反”，“相反力量在不知不觉中来临”，有“自量变而质变”的含义。
    《易经》与《易传》强调“变动不居”，“易经”之“易”，其中一义指的是“变易”，“丰卦”：“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损卦”：“损刚益柔有时，损益盈虚，与时偕行。”“复卦”：“复，亨，刚，动而以顺行，是以出入无疾，朋来无咎。‘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天行也。‘利有攸往’，刚长也。复，其见天心乎？”《易经》把“有往必有复，往复循环”当作是天地的主要规律，人事也是如此。
    《易传》中也发挥一些老子“柔弱胜刚强”、“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的道理。但基本上是崇阳刚而贬阴柔。
    《易经》与《易传》中教导人谦逊而不自满，不可贪心务得，所以“谦卦”、“损卦”都是好卦。喜欢释《易》的人常说：最坏的“否卦”比最好的“泰卦”更好。因为到了最坏的谷底之后，往后发展只能渐渐变好，到了好的顶点，往后只能走下坡，所谓“否极泰来”，“泰极否来”是也。
    道家有“阳九”、“阴九”之说，都是指大灾难、大厄运，“阳九”指大旱灾九年，“阴九”指大水灾九年，平均数每八十年有一个大灾年。曹植〈王仲宣诔〉：“会遭阳九，炎光中蒙”，吊唁其丧。钱谦益〈慈光寺〉诗：“呜呼，卅年来沧桑逼阳九。”小说中用“九阳真经”、“九阴真经”是逆用其意，意谓武功本身之中，包含有重大灾难，必须谨慎使用。
    我国古文辞中，确有“九阴”、“九阳”的名称，并不如叶君所云：“九阴不成立。”其实所谓“九阴不成立”，只是《易传》中不用“九阴”这个术语而已。黄裳钻研道藏，他的著作不必依据儒家“六经”中的《易经》，即使重视《易经》，也不一定要重视战国时儒门弟子所私撰的《易传》，更加不必重视西汉董仲舒为了尊君、振三纲而强调《易传》中尊阳贬阴的不平衡观点。王莽、汉光武搞符命、纬谶，是一种宣传“天命在我”的政治行动，道家的武学著作完全可以置之不理。
    在我国古文辞中，“九阴”表示阴气极盛，〈葛仙公道德经序〉：“祸厌九阴，福生十方”意谓阴气极盛有祸，又指极北的幽冥之地；柳宗元〈天对〉文中云：“爰北其首，九阴极冥。”湛若水〈交南赋〉：“烛九阴于赤水兮，觌冯夷之幽宫。”冯夷为水神，居极北之地。“九阳”指太阳或日出处，《后汉书·仲长统传》：“沆瀣当餐，九阳代烛。”《楚辞·远游》：“朝濯发于汤谷，夕晞余身兮九阳。”稽康〈琴赋〉：“夕纳景于虞渊兮，日晞干于九阳。”在《神雕》及《倚天》小说中，“九阴真经”的宗旨极重阴柔，是老子的道家之学；“九阳真经”的宗旨是阴阳调和及互济，纠正道家之偏。
    武侠小说中的门派、人名、招式、功夫等等，都是作者的杜撰自创，可以批评其名称不雅、违反常规、不合逻辑，但不能以清朝人的著作，来批评唐朝人的著作。什么“辟邪剑法”、“葵花宝典”、“独孤九剑”、“降龙十八掌”、“凌波微步”、“九阴真经”、“九阳真经”等等，全是金庸的胡思乱想，等于是令狐冲和岳灵珊所创的“冲灵剑法”。桃谷六仙如宣布已创制成功“桃谷六神功”，只金庸可予以制止，不令宣布，别人大概也没有什么法子，不能批评其“六神功”不妥，以“七神功”较合。你如能辩得赢这六位仁兄，放弃原意而改采阁下建议，阁下已有资格列入“桃谷七仙”了。
    “九阴真经”、“九阳真经”之名，系撰作人黄裳先生及另一位无名高人根据道书而撰作，与儒家无关，与儒家尊为六经之一的《易经》无关，更与可能是战国后期甚至是秦汉时始成的《易传》无关。《易传》方创九阳六阴之说，黄裳与无名高人全当他们是“放那种气”。正如老子的哲学中有若干朴素的辩证法，岂能以后世黑格尔、恩格斯、马克思之辩证法来指摘老子乎？老子曰：“知其白、守其黑。”此“黑”，非黑格尔也；公孙龙子曰：“白马非马”，此“马”，非马克思也。
    少年读者要学习《易经》，可参读朱伯昆、高亨、张岱年、钱穆、侯外庐、任继愈、李镜池、冯友兰、李学勤、陈鼓应等诸位先生的著作。我的小说中所说的“九阴”、“一阳”之类，属于游戏文章，并无真正的实际意义，不必认真注意。
    本章后记
    《神雕侠侣》的第一段于一九五九年五月二十日在香港《明报》创刊号上发表。这部小说约刊载了三年，也就是写了三年。这三年是《明报》初创的最艰苦阶段。重行修改的时候，几乎在每一段的故事之中，都想到了当年和几位同事共同辛劳的情景。
    《神雕》企图通过杨过这个角色，抒写世间礼法习俗对人心灵和行为的拘束。礼法习俗都是暂时性的，但当其存在之时，却有巨大的社会力量。师生不能结婚的观念，在现代人心目中或许已很淡泊了，然而在郭靖、杨过时代却是天经地义。然则我们今日认为天经地义的许许多多规矩习俗，数百年后是不是也大有可能给人认为毫无意义呢？
    道德规范、行为准则、风俗习惯等等社会的行为模式，经常随着时代而改变，然而人的性格和感情，变动却十分缓慢。三千年前《诗经》中的欢悦、哀伤、怀念、悲苦，与今日人们的感情仍无重大分别。我个人始终觉得，在小说中，人的性格和感情，比社会意识、政治规范等等具有更大的重要性。郭靖说：“为国为民，侠之大者。”这句话在今日仍有重大的积极意义。但我深信将来国家的界限会消灭，那时候“爱国”、“叛国”等等观念就没有多大意义了。然而父母子女兄弟间的亲情、纯真的友谊、爱情、正义感、仁善、勇于助人、为社会献身等等感情与品德，相信今后还是长期的为人们所赞美，这似乎不是任何政治理论、经济制度、社会改革、宗教信仰等所能代替的。
    武侠小说的故事不免有过份的离奇和巧合。我一直希望在小说中所写的，武功可以事实上不可能，人的性格应当是可能的。杨过和小龙女一离一合，其事甚奇，似乎归于天意和巧合，其实却须归因于两人本身的性格。两人若非钟情如此之深，决不会一一跃入谷中；小龙女若非天性恬淡，再加上自幼的修练，决难在谷底长时独居；杨过如不是生具至性，也定然不会十六年如一日，至死不悔。当然，倘若谷底并非水潭而系山石，则两人跃下后粉身碎骨，终于还是同穴而葬。世事遇合变幻，穷通成败，虽有关机缘气运，自有幸与不幸之别，但归根结底，总是由各人本来性格而定。
    神雕这种怪鸟，现实世界中是没有的。非洲马达加斯加岛有一种“象鸟”（Aepyornistitan），身高十尺余，体重一千余磅，是世上最大的鸟类，在公元一六六〇年前后绝种。象鸟腿极粗，身体太重，不能飞翔。象鸟蛋比鸵鸟蛋大六倍。我在纽约博物馆中见过象鸟蛋的化石，比一张小茶几的几面还大些。但这种鸟类相信智力一定甚低。
    《神雕侠侣》修订本的改动并不很大，主要是修补了原作中的一些漏洞。
    一九七六年五月